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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辅导班:尽学生天职,谋国家福利与瞿秋白

来源:小编 编辑:小编 日期:2022-11-03 13:00:51

与第二任妻子杨华瞿秋白。

1922年底,陈独秀(前排左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瞿秋白(后排右四)担任翻译。

瞿秋白和他的家人。

1920年冬季,五四爆发一年半后,瞿秋白在去俄罗斯的路上在哈尔滨停留了50天。在此期间,他写了一系列随笔《饥饿的故事》,回顾了自己的思想转变。对于1919年5月的学生爱国运动,这里只有一笔。直到1935年5月,15年后,他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在福建省长汀监狱写临终遗言《多余的话语》时,才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被俄罗斯专科学校的学生推荐为学生总代表(另一个总代表是耿),组织学生和群众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依然笼统含蓄,没有细节,缺乏现实。事实上,五四对瞿秋白来说,是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转折点。他逐渐从沉默中醒来,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尽我国学生的天职,谋我国福利

与瞿秋白在描述五四经历时的笼统含蓄不同,他志同道合的老朋友郑振铎回忆起五四的情景,并解释了为什么瞿秋白成为俄罗斯专业学生的总代表,充当主。

我们这群代表俄罗斯学院、汇文和铁路管理的人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小单位。主要原因是我们平时见面多,了解多,因为我们经常在会议和活动中在一起。在我们当中,秋白成为了主要的主谋,在学生会中,他出色的口才对我们的活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灵活,展现了他的领导才能……

——郑振铎的《二三事记》

1917年秋,郑振铎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虽然学校所在地在西城的李格老胡同,但他住在东城。他经常在东单米市街的基督教青年协会图书馆看书,然后在东总布胡同的俄罗斯专科学校认识他的同学。瞿秋白和耿济之在那里与郑振铎成为朋友。

这一天瞿秋白是否参加了天安门派对、游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关的史料。在当天参加集会和游行的13所专科以上学校中,没有俄语专科。也是第二天读报的郑振铎,才知道5月4日学生集会游行。5月5日,北京高校代表大会决定由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院代表制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组织大纲,并与中等以上学校联系。这时,俄语专业学生会将正式加入学生运动。5月6日,北京市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宣布成立,瞿秋白和耿吉之作为俄语专业学生总代表,成为北京市学生会评议部的评议员。作为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代表,郑振铎参加了北京学联。学生联合会总部位于北京大学理科马神庙校舍,有两个评估和工作部门。评估部负责讨论决策事宜,每所学校选出两人担任评审员。干事部负责执行,委托北京大学干事会代理。

北京学联宣布:以尽学生天职为目的,谋求我国福利,国权一日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初志一日不复。5月19日,学联宣布全市高校学生实行总罢课。21日,中学生参加罢课。面对北洋政府的威胁和劝说,学生们无动于衷,依然坚持不惩国贼的目的,永不上课(《晨报》,1919年5月23日)。罢工期间,学生会组织学生开展以下活动:每天有100多人在街上演讲,在城市地区开始,逐渐扩大农村、工厂甚至旅客列车;倡导国货,抵制日货;发行《五七日刊》,扩大爱国宣传;组织保护鲁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在山东、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杭州等地,学生们纷纷响应北京学生的总罢工。

十多天后,北洋政府继续出动军警,逮捕了900名在街上讲话的学生,拘留在北大学校舍,如北河滨、马神庙等。逮捕震惊全国,但结果与北洋政府预期的完全相反。它不仅没能压制学生的爱国运动,反而惹恼了全国人民,掀起了更大的风暴。上海学术界、商界先后罢工,到6月5日,上海纱厂、书局、港口及部分铁路工人开始罢工,规模日益扩大。

在北京形势严峻的时刻,瞿秋白、郑振铎等人始终坚持斗争,无所畏惧,机敏应对政府的迫害。

秋白很聪明。他被一只走狗追踪了很长一段时间,跟上了电车和人力车,但他转过身来,最终把狗扔掉了。从那时起,秋白的行似乎更加谨慎。

——郑振铎《瞿秋白同志早年二三事》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很大的转折点,也是瞿秋白一生的一个大转折点。在此之前,这是他一生中的沉寂时期,然后是他思想变化时期的开始。

思考枯燥的无聊

不久,家道中落,迁居多次,终于住进了瞿氏祠堂,以典当旧物养家。16岁时,瞿秋白即将中学毕业,但是因为家里债台高筑,无物可当,不能交学费而退学。1916年春节,母亲自杀后,全家离散。瞿秋白去无锡一所小学教书,觉得自己精神上被判无期徒刑,痛苦、痛苦、悲伤、痛苦,与我同生,思想复古,人生观只在于‘避世’。(瞿秋白《饿乡纪程》)半年后,他辞去无锡教职,回到常州独居几个月,为了解决生活和学习的问题,他去武汉找表哥瞿纯白。首先,他考入武昌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因师资低而放弃。

1917年春节,瞿秋白到黄陂叔父周家,见表哥周钧量(君亮)。在家学校任教,瞿秋白常在书柜前,选读《老子》《庄子》、《四史》和通鉴。晚上,在卧室的油灯下,经常读到深夜。在六月的帮助下,瞿秋白的诗歌研究更加深入。两人不时地讨论生活、社会和政治,同时津津乐道。佛教的中心思想是生活极苦,涅盘极乐(死后摆脱轮回的痛苦,永远生活在平静幸福的境界)。瞿秋白自涉世以来,饱受社会黑暗、家庭离散之苦,于是产生了探索佛法的兴趣,开始读《成唯识论》《大知度论》两部佛经。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阅读佛法,试图用它来解读生活中的烦恼、悲伤、困惑和怀疑。

1917年晚春,瞿秋白离开黄陂回到武汉。当纯白离开武汉到北京工作时,他跟随表哥北上,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的羊皮胡同纯白的家里。江南和河北的风景各不相同,所以江南游子的风土人情,一切都感觉新鲜。看到所有的历史遗迹和名胜古迹,检查历史记录,印象只是人物的新陈代谢,小巷的变化,形成了多少历史背景,但给人的激情较少。

原本要考北京大学的瞿秋白,但是学费用太高,表哥无法供他上学。由于表哥之义,参加了一般公务员考试,未能录取。瞿秋白有时去北京大学听,更多的时间是在家闲着,百无聊赖,真的很难过。暑假过后,瞿秋白只能选择一个出身的外语部立俄语专业馆学习俄语。入学后,他努力学习,记忆博闻,广泛涉猎,每天读书到深夜。在学校每考必须前两名,他的作文几乎每一次都是油印传观,名满全校,无人知晓。除了完成作业外,他还学习英语、法语、哲学和社会科学。表哥在一个法语辅导班兼班,瞿秋白课后三个月随班学习法语,其水平竟超出了正规学生的辅导班。

袁世凯死后,所有的军阀都参加了比赛,丧失了对外界的权力,收集了内部的迹象。虽然他们也会表现出一些共和民主的态度,但他们是丑陋的。生活和邪恶政治的影响促使瞿秋白早熟敏感。他最初的抵抗是冷漠和回避。试着分析生活,摆脱无聊,但我们只能依靠传统的思想资料,如圣经和佛教。

从入京到五四运动,共三年,是我最枯燥的职业。友好交流可以说是绝对断绝。新官僚民国在北京的生活让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刺激。在我这三年的哲学研究中,厌世观的哲学理论越来越多。然而,这种厌世观与我之前的避世观不同。心灵现象逐渐改变。因为对研究国家故事感兴趣,而且有今天的文学再生来整理国家故事的野心;因为研究佛法试图解决生活问题,所以有人间化菩萨行为的愿望。虽然这是不惭,但这足以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人生观。生活的一部分管理着我的世界的责任,为自立的生活做准备;生活的一部分是为了走出世界的祝福而努力,化救中国的功夫。

——《饿乡纪程》第四季

此时,瞿秋白受到了许多思想的影响,从今文经学到佛法,从整理国家故事到文化救国,都融入了这个青年学生正在产生的人生观。他的亲近佛法,是被他的哲学思辨和生活方式所吸引,想做一个有菩萨行的人。大乘佛教便于他为宗旨,声称要花尽一切有情(所有动物),使一切成佛,自己才能从菩萨位进入佛位。瞿秋白拂去其迷信色彩,接受其推动众生向善的精神,致力于使佛教人间化的理想成为现实。

尽管这种思想是有价值的,但它不能触及政治黑暗、社会邪恶的现实,思想家仍然无法消除心灵的厌倦。

雪意的心忧郁,

江南旧梦已如烟。

长安市天寒卖,

还折梅花伴醉眠。

这首19岁的诗是他早期写的数百首古诗中仅存的几首。自云诗蕴含着忏悔贵族的颓废气息。雪是冰冷的,心境是凄凉的,但酒是抗浊的,折梅避邪,失望和崇高并存,在寂静中表现出更多的不安,而不安恰恰包含着未来的突变。

期待社会主义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各种改革和革命运动的总结;就近期原因而言,这是一场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为核心的北京大学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民主科学精神的思想变化。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五四运动的救亡,二者相承而不对立。爱国救亡是思想启蒙的必然延伸和最佳境界,由启蒙而救亡,因救亡而深化启蒙。启蒙的敌人,一是人民的无知,一是当权者的独裁。启蒙就是高扬民主,清除独裁,提倡科学,拒绝无知。

五四运动后,启蒙思想翻天巨浪,摇摆全中国(瞿秋白语),百家争鸣。从政治、文化、教育到文学、语言、哲学,各种各样的社团、社团、报刊、各种思想、各种派系、各种理论纷纷上台。民主主义、空想主义、新村主义等外来思想涌入中国思想界。起初,瞿秋白深受改良主义、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尤其是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他认为自己在五四运动中仍然是一个倾向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历史的误解),虽然后来转向社会主义,也是朦胧的。

1920年4月21日,《新社会》第18期,发表了《劳动的福音》和《伯伯尔的泛劳动主义观》两篇文章。前者赞美劳动神圣。后来,介绍了第二位国际创始人奥古斯特·对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和泛劳动主义进行攻击,并主张极其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性变。他称赞贝贝尔是实际的改革者,表示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尊敬。这时,李大钊等人在北大创立了马克思理论研究会,瞿秋白加入。他说:李大钊、张松年他们发起了马克思理论研究会(还是‘俄罗斯研究会’?),我也加入了社会,尤其是社会的最终理想,因为我读了俄语时代的《妇女与社会》的一些段落。(多余的话·)

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趣。然而,就像19世纪40年代俄罗斯的青年思想一样,它有着模糊的影响。透过窗纱看小雾……中国政府,老派垂死的死神,看到外国商品——社会这个词,吓得头晕目眩,觉得极端、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被警察局关闭。

——《饿乡纪程》第四季

21岁的瞿秋白充满自信,因为他思维敏捷,文采优美,俄语流利,意志坚定,求知欲不竭。虽然我只是一只蜜蜂,但当蜂蜜制成时,它将有助于重塑中国。

五四运动突然爆发,我因此卷入漩涡。孤独的生活被打破了……几十年来,中国民族被剥削,直到今天才感受到殖民地化的味道。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唤醒了空洞民主主义的噩梦。这里已经包含了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现代工业先进国家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突然改变,注重社会主义,这就是原因。——1920年冬季的《饿乡纪程》之四

□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有《瞿秋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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