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班牙语：赵振江:前三个志愿都是北京大学

赵振江

【编者按】

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成立于1960年，1978年开设硕士学位，1999年开设博士学位，是中国唯一的西班牙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老一蓉、刘君强、周素莲、沈石岩、徐曾辉、赵振江、赵德明、段若川、段玉然、陈文、丁文林、王平远、韩水军、王军等老一代教师培养了一大批西班牙语人才，在教育、文化、外交、翻译、军事、贸易、新闻等诸多领域发挥了专业优势。

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的建立、完善和发展是中国西班牙语语言文学教育、研究和翻译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记录了中国与西班牙语之间日益密切的交流和相处。

赵振江，1940年出生于北京顺义，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毕业后任教。先后担任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西班牙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对外文学交流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会长。有许多专门研究拉丁美洲文学史(合作)和学术论文，包括拉丁美洲诗歌选集、西班牙黄金世纪诗歌选集、西班牙反法西斯诗歌选集、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帕斯、希梅内斯、阿莱克桑德雷、加西亚·洛尔卡，鲁文·《世界末日之战》(合译)、《火石与宝石》、《金鸡》、《红楼梦》(西文版)等。鉴于其卓越的学术成就，智利中国文化协会于1995年授予其鲁文·西班牙国王1998年授予伊莎贝尔女王徽章的达里奥徽章，1999年授予阿根廷总统5月骑士勋章，2004年授予智利总统聂鲁达百年诞辰徽章。此外，他还获得了许多奖项，如北京大学科研成果奖、国家出版总署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中坤国际诗歌奖、陈子昂诗歌奖翻译奖等。

我来自顺义，在牛栏山中学学习。1959年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并没有把高考当回事:我考上了继续学习，没有回家种田。也许我可以亲身体验，积累素材，将来写小说当作家。这么简单简单。填志愿，也不用请假回家和父母商量，再说他们也不知道填志愿的事。无拘无束：前三名志愿者都是北京大学。尤其可笑的是，第一志愿和第三志愿也是中文系(一是汉语语言文学，另一是古典文献)，第二志愿是西语系。高考后，与同学朋友段继承到他家(顺义李桥镇北河村)玩。直到他收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的录取通知书，才想到自己也应该回家看看是否考上了。所以，他又陪我回家了。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掌灯时分了。一开始家人还骗我，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看到我怀疑，他们拿出了牛皮纸的信封。信上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国语言文学专业，并要求我在8月26日提前报到，因为北京的新生要负责迎接外地的新生。多年以后，有人告诉我，其实我已经被中文系录取了，是西牙语系的人事工作把我从中文系争取过来的。

我在西语系的学习也是一波三折。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地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班牙语。第二年，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应时而诞生。半年后，也就是学了一年半法语之后，系里决定把段若川、赵德明和我从法语语气转到西班牙语专业，准备留在学校教书。当时，国家需要是个人志愿。所以，我改学西班牙语。在五年的大学学习中，第三年是关键的一年，但偏偏是三年级。因为工作需要，系里的领导让我半工作，学习半天，工作半天(没有报酬)。我的工作是担任西班牙语系学生会主席团总支副书记。我心里不愿意，但只能服从。我当时的想法是绝不耽误课程学习。所以，选择每天早上学习，下午工作。原因很简单：专业课程一般安排在上午，下午多为政治和知识课程。不上专业课，很难填补，而其他课程可以自学完成。实践证明，我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一年后，共青团中央明确规定，学校不能让学生随意做行政工作门领导只能通知我停止一半工作，恢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尽管我仍然是学生会主席和共青团总支部副书记。由于我的专业学习没有受到影响，我暗自庆幸。又过了一年，也就是1964年9月，虽然我只学了三年半的西班牙语，期间还有一年半的工作，但是我已经在西班牙语系学习了五年。按照部门领导的预定计划，我应该毕业了。就在这一年，我的西班牙语专业招收了新生，所以我被调去做西班牙语一年级的助教和班主任。因此，我错过了学习英语的机会，再也没有补上这节课。因此，每当外国朋友邀请我在美国教书或参加学术会议时，我都会礼貌地拒绝。

年轻时的赵振江

1964年，虽然我正式参加了工作，但是没有拿到毕业证。一年后，我回到西班牙语专业五年级参加毕业考试，写了毕业论文，然后正式毕业，开始领工资(实习助教，每月46元；一年后，当我成为正式教师时，我因为文化大革命而没有成为正式教师，直到1968年，月薪56元)。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个体，不谈条件，不计报酬是一种高尚的道德；但作为领导者，要建立健全公正、公平的管理制度， 不能也不应该让老实人吃亏，让不哭的孩子没奶吃。

赵振江在西班牙翻译《红楼梦》

在聂鲁达故居的酒吧里，赵振江

赵振江翻译的《拉丁美洲诗选》

我对这些老先生的感人事迹和学术精神了解不多，因为我的西班牙语专业成立于1960年，没有老先生。从我从法语专业转到西班牙语专业时，只有三位老师、刘君强和周素莲。蒙、刘两位老师都是从法语转行，比我们只学了半年。菲律宾华侨周素莲老师。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宾，老年人都会点西班牙语。不过，她教得很好，发音很清楚，人也很和气。丈夫也是归侨，1957年被列为右派，文革开始，她就离开了。蒙老师是三人中的骨干。他的业务能力最强，中文基础也罢。虽然英语口语并不流畅，但是很多和他有过交往的外国人都说他用词优雅、准确。这并不难理解。例如，在我们周围的人中，虽然有些人口齿清晰，但他们胡说八道，语无伦次。和他说话很无聊。虽然有些人说话不快，声音也不真实，但他们很幽默，说话也很多。谁不想和后面的人说话。孟老师的敬业和学术精神也十分令人敬佩。他读书很认真，把有用的东西整理成卡片。他在课堂上引用的例句都是从这些卡片中提取出来的。刘君强老师为人正派，工作认真，对领导的安排从来没有二话。当时他身体虚弱，两地分居，妻子是湖南长沙的一所小学校长。老实说，让他转行教西班牙语是不合适的，因为他的发音不好。法语中的颤音是小舌颤音，而西班牙语是大舌颤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打鼾。刘老师的问题不是颤音发不出来，而是无法区分，往往是乱发而不自觉。在课堂上，学生们实在憋不住了，便会笑出声来，让大家都有点尴尬。文革结束后，为了与妻子团聚，刘老师调到长沙铁路学院，改回老本行教法文。后来听说他也曾不顾自己的体质虚弱，到非洲为中国医疗队做翻译，令人敬佩和怜悯。孟福地先生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好。出乎意料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受到西班牙语专业叛徒的影响，在房间里挂自杀。当时没有人问，最后我们几个学生陪着他的弟弟把他从暖气管里解开。弟弟是个外科医生，却不敢进屋，在外面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