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班牙语：赵振江:前三个志愿都是北京大学

赵振江

【编者按】

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成立于1960年，1978年开设硕士项目，1999年开设博士项目。它是中国唯一的“西班牙语言文学”博士项目。老一辈教师蒙复地、刘君强、周素莲、沈石岩、徐曾惠、赵振江、赵德明、段若川、段玉然、陈文、丁文林、王平媛、韩水军、王军等。，培养了大量西班牙语人才，在教学、文化、外交、翻译、军事、贸易、新闻等领域发挥了专业优势，各有成就。

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的建立、完善和发展是中国西班牙语言文学教育、研究和翻译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记录了中国与西班牙语日益密切的沟通和相处。

赵振江，1940年出生，北京顺义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毕业后，他留在学校任教。他曾任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西班牙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交流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会长。有很多专门为《拉丁美洲文学史》(合作)和学术论文翻译的诗集，包括《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西班牙反法西斯诗选》、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帕斯、希梅内斯、阿莱克桑德雷、加西亚·洛尔卡、鲁文·达里奥等。，翻译了小说《世界末日之战》(合译)、《火石与宝石》、《金鸡》、《红楼梦》。智利-中国文化协会曾于1995年授予其鲁文·达里奥徽章，西班牙国王于1998年授予其伊莎贝尔女王徽章，阿根廷总统于1999年授予其五月骑士勋章，智利总统于2004年授予其聂鲁达百年生日徽章。此外，还获得了北京大学科研成果奖、国家出版总署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中坤国际诗歌奖、陈子昂诗歌翻译奖等多项奖项。

我是顺义人，在牛栏山中学读书。1959年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并没有把高考当回事:我被录取继续学习，没有被录取回家种地。也许我可以亲身体验，积累素材，将来写小说当作家。想象就是这么简单。填写志愿者，也不用请假回家和父母商量，再说他们也不知道填写志愿者。无拘无束：前三名志愿者都是北京大学。特别荒谬的是，第一志愿和第三志愿都是中文系(一是中国语言文学，二是古典文学)，第二志愿是西语系。高考结束后，跟同学段传到他家(顺义李桥镇北河村)玩。直到他收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的录取通知书，才想到自己也该回家看看自己是否被录取了。于是，他又陪我回家了。回到家，已经是掌灯时间了。家人一开始还骗我，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看到我会怀疑，他们才拿出牛皮纸的信封。信中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兰西语言文学专业，并要求我在8月26日提前报到，因为北京的大一新生要负责迎接其他地方的大一新生。多年以后，有人告诉我，其实我原来已经被中文系录取了，是西语系的人事做事把我从中文系“争取”出来的。

我在西语系的学习也是一波三折。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成功地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第一个与我国建交的西班牙语国家。第二年，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应运而生。半年后，也就是学了一年半的法语，系里决定把段若川、赵德明和我从法语调到西班牙语专业，准备留在学校教书。那时，“国家需要的是个人志愿者”。所以，我改学了西班牙语。在大学五年的学习中，第三年是关键的一年，但偏偏到了三年级。“因为工作需要”，部门领导让我“半日制”，半天学习，半天工作(没有报酬)。我的工作是做西班牙语系学生会主席兼团总支副书记。心里不愿，但只能服从。在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绝不能耽误课程学习。所以，选择每天早上学习，下午工作。原因很简单：专业课程一般安排在早上，下午多为政治和知识课程。不上专业课，很难填补，而其它课程可以通过自学来完成。实践证明，我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一年后，共青团中央明确规定，“学校不能随意让学生脱产做行政工作”，部门领导只能通知我停止半脱产，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虽然我还是部门学生会主席兼团总支副书记。由于我的专业学习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暗自庆幸。又过了一年，也就是1964年9月，虽然我只学了三年半的西班牙语，还有一年半的全日制学习，但是我已经在西班牙语系学习了五年。按照系领导的预定计划，我该毕业了。就在这一年，西班牙语专业又招了一个新生，于是我被调出来做西班牙语一年级的助教和班主任。因此，我错过了学习英语的机会，再也没有补上这门课。所以，每当外国朋友邀请我去美国教书或者参加学术会议，我都婉言谢绝。

赵振江年轻时

一九六四年，尽管我正式参加了工作，但是没有拿到毕业证。一年后，我回到西班牙语专业五年级参加毕业考试，做了毕业论文，然后正式毕业，然后开始领工资(实习助教，每月46元；一年后该成为正式会员的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没能成为正式会员，直到1968年才成为正式会员，月薪56元)。作为一个人，我一直认为“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是一种高尚的品德；但是，作为一个领导者，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健全公正的管理体系。 不要也不要让老实人吃亏，让“不哭的孩子没奶吃”。

西班牙赵振江翻译的《红楼梦》

聂鲁达故居中的赵振江酒吧

《拉丁美洲诗选》赵振江翻译

我不太了解西班牙语系这些老先生的感人故事和学术精神，因为我的西班牙语专业是1960年创建的，所以没有老先生。当我从法语专业转到西班牙语专业时，只有三位老师：蒙复地、刘君强和周素莲。蒙、刘两位老师都是从法语转行的，比我们只学了半年。是菲律宾华侨的周素莲老师。菲律宾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老年人可以点西班牙语。然而，她教得很好，发音很清晰，人也很善良。她的丈夫也是归国华侨，1957年被列为右派，“文革”一开始，她就离开了。三人中，蒙老师是骨干。无论是中文基础，他的专业能力最强。虽然英语口语并不顺利，但是很多和他相处过的外国人都说他用词优雅、准确。这并不难理解。比如在我们身边的人当中，有些人虽然能说会道，但是胡说八道，语无伦次，和他说话很无聊。有些人虽然语速不快，发音不正宗，但幽默风趣，出口成章。谁不想和后面的人说话？蒙老师的敬业精神和治学精神也非常令人钦佩。他读得很认真，把有用的东西分类整理成卡片。他在课堂上引用的例句，都是从这些卡片中提取出来的。老师刘君强为人正派，工作认真，对领导的安排从来没有二话可说。那时他身体虚弱，又是两地分居，妻子是湖南长沙的一所小学校长。老实说，让他转行教西班牙语是不合适的，因为他的发音不好。法语中的颤音是小舌颤音，而西班牙语是大舌颤音，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打嘟噜”。刘老师的问题并非那个颤音无法发出，而是无法区分，常常是滥发一通而自己却无意识。在课堂上，同学们实在憋不住了，便会笑出声来，整得大家都有点尴尬。文化大革命之后，为与妻子团聚，刘老师调到长沙铁道学院，又改回了老本行教法文。后来听说他还不顾自己的体质虚弱，前往非洲为中国医疗队做翻译，令人敬佩和怜悯。蒙复地老师身心状态都很好。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被西班牙语专业的“造反派”击中，挂在房间里的暖气管上自杀。那时候没有人问，最后还是我们几个学生陪着他的弟弟把他从暖气管里解开。小弟是个外科医生，却不敢进屋，在外面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