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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班牙语:赵振江:前三个志愿都是北京大学

来源:小编 编辑:小编 日期:2023-03-12 04:10:53

赵振江

【编者按】

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成立于1960年,1978年开设硕士项目,1999年开设博士项目。它是中国唯一的“西班牙语言文学”博士项目。老一辈教师蒙复地、刘君强、周素莲、沈石岩、徐曾惠、赵振江、赵德明、段若川、段玉然、陈文、丁文林、王平媛、韩水军、王军等。,培养了大量西班牙语人才,在教学、文化、外交、翻译、军事、贸易、新闻等领域发挥了专业优势,各有成就。

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的建立、完善和发展是中国西班牙语言文学教育、研究和翻译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记录了中国与西班牙语日益密切的沟通和相处。

赵振江,1940年出生,北京顺义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毕业后,他留在学校任教。他曾任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西班牙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交流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会长。有很多专门为《拉丁美洲文学史》(合作)和学术论文翻译的诗集,包括《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西班牙反法西斯诗选》、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帕斯、希梅内斯、阿莱克桑德雷、加西亚·洛尔卡、鲁文·达里奥等。,翻译了小说《世界末日之战》(合译)、《火石与宝石》、《金鸡》、《红楼梦》。智利-中国文化协会曾于1995年授予其鲁文·达里奥徽章,西班牙国王于1998年授予其伊莎贝尔女王徽章,阿根廷总统于1999年授予其五月骑士勋章,智利总统于2004年授予其聂鲁达百年生日徽章。此外,还获得了北京大学科研成果奖、国家出版总署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中坤国际诗歌奖、陈子昂诗歌翻译奖等多项奖项。

我是顺义人,在牛栏山中学读书。1959年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并没有把高考当回事:我被录取继续学习,没有被录取回家种地。也许我可以亲身体验,积累素材,将来写小说当作家。想象就是这么简单。填写志愿者,也不用请假回家和父母商量,再说他们也不知道填写志愿者。无拘无束:前三名志愿者都是北京大学。特别荒谬的是,第一志愿和第三志愿都是中文系(一是中国语言文学,二是古典文学),第二志愿是西语系。高考结束后,跟同学段传到他家(顺义李桥镇北河村)玩。直到他收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的录取通知书,才想到自己也该回家看看自己是否被录取了。于是,他又陪我回家了。回到家,已经是掌灯时间了。家人一开始还骗我,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看到我会怀疑,他们才拿出牛皮纸的信封。信中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兰西语言文学专业,并要求我在8月26日提前报到,因为北京的大一新生要负责迎接其他地方的大一新生。多年以后,有人告诉我,其实我原来已经被中文系录取了,是西语系的人事做事把我从中文系“争取”出来的。

我在西语系的学习也是一波三折。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成功地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第一个与我国建交的西班牙语国家。第二年,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应运而生。半年后,也就是学了一年半的法语,系里决定把段若川、赵德明和我从法语调到西班牙语专业,准备留在学校教书。那时,“国家需要的是个人志愿者”。所以,我改学了西班牙语。在大学五年的学习中,第三年是关键的一年,但偏偏到了三年级。“因为工作需要”,部门领导让我“半日制”,半天学习,半天工作(没有报酬)。我的工作是做西班牙语系学生会主席兼团总支副书记。心里不愿,但只能服从。在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绝不能耽误课程学习。所以,选择每天早上学习,下午工作。原因很简单:专业课程一般安排在早上,下午多为政治和知识课程。不上专业课,很难填补,而其它课程可以通过自学来完成。实践证明,我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一年后,共青团中央明确规定,“学校不能随意让学生脱产做行政工作”,部门领导只能通知我停止半脱产,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虽然我还是部门学生会主席兼团总支副书记。由于我的专业学习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暗自庆幸。又过了一年,也就是1964年9月,虽然我只学了三年半的西班牙语,还有一年半的全日制学习,但是我已经在西班牙语系学习了五年。按照系领导的预定计划,我该毕业了。就在这一年,西班牙语专业又招了一个新生,于是我被调出来做西班牙语一年级的助教和班主任。因此,我错过了学习英语的机会,再也没有补上这门课。所以,每当外国朋友邀请我去美国教书或者参加学术会议,我都婉言谢绝。

赵振江年轻时

一九六四年,尽管我正式参加了工作,但是没有拿到毕业证。一年后,我回到西班牙语专业五年级参加毕业考试,做了毕业论文,然后正式毕业,然后开始领工资(实习助教,每月46元;一年后该成为正式会员的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没能成为正式会员,直到1968年才成为正式会员,月薪56元)。作为一个人,我一直认为“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是一种高尚的品德;但是,作为一个领导者,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健全公正的管理体系。 不要也不要让老实人吃亏,让“不哭的孩子没奶吃”。

西班牙赵振江翻译的《红楼梦》

聂鲁达故居中的赵振江酒吧

《拉丁美洲诗选》赵振江翻译

我不太了解西班牙语系这些老先生的感人故事和学术精神,因为我的西班牙语专业是1960年创建的,所以没有老先生。当我从法语专业转到西班牙语专业时,只有三位老师:蒙复地、刘君强和周素莲。蒙、刘两位老师都是从法语转行的,比我们只学了半年。是菲律宾华侨的周素莲老师。菲律宾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老年人可以点西班牙语。然而,她教得很好,发音很清晰,人也很善良。她的丈夫也是归国华侨,1957年被列为右派,“文革”一开始,她就离开了。三人中,蒙老师是骨干。无论是中文基础,他的专业能力最强。虽然英语口语并不顺利,但是很多和他相处过的外国人都说他用词优雅、准确。这并不难理解。比如在我们身边的人当中,有些人虽然能说会道,但是胡说八道,语无伦次,和他说话很无聊。有些人虽然语速不快,发音不正宗,但幽默风趣,出口成章。谁不想和后面的人说话?蒙老师的敬业精神和治学精神也非常令人钦佩。他读得很认真,把有用的东西分类整理成卡片。他在课堂上引用的例句,都是从这些卡片中提取出来的。老师刘君强为人正派,工作认真,对领导的安排从来没有二话可说。那时他身体虚弱,又是两地分居,妻子是湖南长沙的一所小学校长。老实说,让他转行教西班牙语是不合适的,因为他的发音不好。法语中的颤音是小舌颤音,而西班牙语是大舌颤音,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打嘟噜”。刘老师的问题并非那个颤音无法发出,而是无法区分,常常是滥发一通而自己却无意识。在课堂上,同学们实在憋不住了,便会笑出声来,整得大家都有点尴尬。文化大革命之后,为与妻子团聚,刘老师调到长沙铁道学院,又改回了老本行教法文。后来听说他还不顾自己的体质虚弱,前往非洲为中国医疗队做翻译,令人敬佩和怜悯。蒙复地老师身心状态都很好。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被西班牙语专业的“造反派”击中,挂在房间里的暖气管上自杀。那时候没有人问,最后还是我们几个学生陪着他的弟弟把他从暖气管里解开。小弟是个外科医生,却不敢进屋,在外面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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