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语论文：开腔年龄相近、脾气相投、下笔都刻薄,所以我爱把开寅老师和赛人

开腔▻▻▻

年龄相近、脾气相投、下笔都刻薄，所以我爱把开寅老师和赛人老师并称为“西直门twins”（这二位住得不远），跟他俩在一起，我一贯插不上嘴，听他们大谈文革后期国产片或者成濑巳喜男、冈本喜八，唯一的感觉自然只能是不明觉厉。

不过，虽然都很毒舌且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开寅和赛人又大有不同。开老是北京人、学院派，文章写得气势凶猛，没有足够的肺活量，很难跟住他的节奏，最厉害的是，开老文章里适时而妥帖的学术腔，又会让人不得不服气：理论，确然是精准而隽永的。而“黄石的孩子”赛老，则到底是悠悠然、戚戚然的抒情派诗人。

苦苦等着枪稿重启，重新再聚拢不少粉丝，而且又还要等待《电影的宿命》第一刷脱销之后的加印本出炉，所以迟至今天，我才能郑重向诸位推荐这本厚重的学院派影评范本。

甚至都不需要通读全书，挑着自己心爱或讨厌的影片，比照一位电影学博士是如何分析的，任谁都会大有收获。

——枪稿主编 徐元

被虚度的时光

文/开寅

大学毕业那年的冬天，我在北京的家里闲待着。有一天在街上买了份《戏剧电影报》，翻到最后一版时在边栏看到一则招聘启事。

笔试题是写一篇奥利弗·斯通的评述。我连在电脑上打字都还不怎么会，花了几个晚上慢腾腾地敲了五千字发过去，第二天接到电话说我可以过去上班了。

（图注：“《情书》更像是一封被魔鬼诅咒的情书，它是岩井俊二精心设计的对个人情感执念带着动情感触和冷酷嘲讽双重意味的一次宿命表白。” （摘自《电影的宿命》中《永远无法解封的魔咒》））

在报社上班的时光无忧无虑。整天看外国电影杂志，闲聊天，和同事就某个片子的好坏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激烈地拌嘴，边大声放流行歌边一个人写一整版评论。

报纸卖得不错，每期都印十多万份，那是那个年代中国很少见的一份关于外国电影的纸媒，看它的人大都是十几岁的学生。

在午后洒进招待所房间的阳光下我读了好多激情洋溢的读者来信，充满着对电影的梦想和憧憬。这一段拿着工资评论电影的经历，让我从简单地“看电影”变成习惯性地“想电影”。我给不同的平媒和网媒写了许多关于电影的文字，成了第一代民间电影写手中的一个。由完全不知道ABC在键盘的什么位置，变成一晚上可以对着电脑打出密密麻麻几个屏幕关于大卫·林奇、塔可夫斯基和王家卫的小字，直到头昏脑涨眼冒金星为止。

（图注：“《花样年华》正是这样一部位于转折点上的宣誓之作：人心聚散的游移飘飞逐渐散去，情投意合的肉身分离成为主轴。” （摘自《电影的宿命》中《一场被闭锁的浪漫》））

这样过了几年，我辞职去了法国。

巴黎有一万个让人厌恶的理由，但它却是一个电影宝库。

六七年间我好像只做了一件事：整日流连于拉丁区的几家小电影院和法国电影资料馆的放映厅，一天看三部、四部、五部电影甚至更多，从巴斯特·基顿到雅克·塔蒂，从马塞尔·莱尔比埃到埃托尔·斯科拉，从霍华德·霍克斯到尼古拉斯·雷，从吉田喜重到增村保造，从杜琪峰到侯孝贤。

那时有人笑我：“你是不是只要去影院坐着就能成为一名专业人士？”答案其实是不能。

（图注：“当然，对于生活在巴黎的电影爱好者来说，看电影还是一项不分财富、身份和地位的全民活动。” （摘自《电影的宿命》中《巴黎，电影文化之都养成记》））

但很多年后，在地球另一端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家电影院里，当贝特朗·塔维涅的纪录片《我的法国电影之旅》将那些熟悉的黑白影像重现在我眼前，当我听到让·迦本铿锵中饱含情感的台词，看到西蒙·西涅莱柔光中爽朗动人的笑容时，一瞬间眼眶有点湿润。那些黑暗中坐在银幕前的日子并没有完全被浪费，它们化作浸透着时光的回忆。

（图注：“也许《爱乐之城》的价值在于，多年之后再看会感受到它所记录下的那种如饥似渴追逐成功的躁动，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它散发的气质与现实如此契合，甚至可以把它当作特朗普时代一个有趣而又准确的流行文化注脚。”（摘自《电影的宿命》中《好莱坞成功学的银幕读本》））

刚到法国的时候我只想着做一个方鸿渐式的游学生，没料到最终离开时拿走了一张博士证书。为了写完这篇五百页的法语论文，我艰难地读了很多书，一部分电影的，一部分历史的，还有很多哲学的，由此了解了一些吉尔·德勒兹的想法并被他所影响。

所有的印记都能在这些收集起来的文章里隐约找到：方法论式的、情感价值的、拆解意义的、德勒兹的，以及与周遭世界而不是仅仅与电影相关的。

对我来说，它们也薛定谔式地改变着时间的价值：焦虑时觉得看电影是人生被虚度的时光，而理性思考和感性释放又让它变得充满诱人的乐趣。